十个维度给新一轮中部崛起画像

位于武汉中国光谷未来科技城的武汉新能源研究院大楼（3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伍志尊摄

　　中秋假期，名不见经传的山西隰县小西天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倍左右。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带火了取景地山西的旅游。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大同、忻州、朔州等地旅游订单较端午假期增长近四成，“90后”和“00后”游客占比接近50%。

　　9月上旬，湖北荆门至荆州高铁启动联调联试，这意味着湖北即将成为全国第9个、中部第5个实现“市市通高铁”的省份。

　　9月下旬，安徽合肥举办2024世界制造业大会，“安徽制造”乃至“中部制造”再次破圈……

　　在经济承压的时刻，频频传来的好消息，凸显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的中部地区正在注入崛起的新动能。

　　这一次，关于“崛起”的表述前缀是“加快”！

　　今年是“中部地区崛起”提出20周年。2004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指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又会迎来新一轮高潮”；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显然，让中部“脊梁”挺起来的要求十分迫切。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面积占全国1/10，人口占全国1/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发展势头强劲。2023年中部六省均进入全国GDP前20位，经济总量占全国1/5多。近年来，中部省会频频以“文旅网红”“经济黑马”的形象出圈，中部地区文旅消费、新能源、新制造业的表现屡屡令人惊艳。

　　与此同时，同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相比较，专家对中部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内聚力不强、协同性不够、合作黏性不足，与“抱团取暖”形成有机关联的整体板块相比，更倾向于分散出击，各显神通……

　　改革再出发！在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之下，中部地区崛起呈现哪些新动向、新特点、新的可能性？跑出“黑马”的同时，如何跑出更多“千里马”？

　　让我们从十个维度观察和分析。

　　（一）粮食：靠“天赋＋努力”坐稳中国“第一大粮仓”

　　“湖广熟，天下足。”中部有黄河、淮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华北平原，长江、鄱阳湖、洞庭湖等丰富水系孕育了鱼米之乡。如今，中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粮仓”。

　　从一些重要数字与著名人物，可以管窥中部的粮食生产实力：

　　中部六省4亿多亩耕地，约占全国1/4，生产全国近1/3的粮食，近几年总产量稳定在4000亿斤左右。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5个在中部。

　　中部还被誉为“中国的厨房”。网上流传一组食品加工业的数字：全国市场上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1/4的馒头、3/5的汤圆、7/10的水饺以及80%以上的速食酸辣粉都来自河南，全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

　　中部聚集着大量中国农业界的一流专家。除了声名赫赫的袁隆平院士，不少育种专家来自中部，比如杂交水稻院士颜龙安、“首创小麦/夏玉米万亩连片亩产超吨半粮”的郭天财、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

　　中部坐稳“第一大粮仓”，不仅靠自然禀赋，更靠后天努力。发力点至少有二：耕地和种子。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中部地区严抓耕地保护，耕地总量和质量都在提升。《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实施，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中部多省耕地面积出现增长。

　　河南2023年耕地面积稳定在1.1亿亩以上，历史性实现“三连增”；湖南耕地面积连续三年“进大于出”，累计净增超50万亩；安徽2023年耕地面积约8342万亩，较上年增加约15万亩，连续3年耕地面积实现净增加；湖北2023年通过“整地、造地、找地、换地”四大行动，当年至少新增耕地面积83.79万亩。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也在提升。河南建设新一轮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安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总面积75%以上，湖南提出要把48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以河南为例测算，1500万亩示范区全部建成后，每亩可多打220斤粮，共计增产粮食33亿斤。

　　种子是农业“芯片”，中部多省推出种业振兴计划。

　　作为杂交水稻发源地，湖南是杂交水稻的制种大省，杂交水稻供种量占全国1/3以上。一期计划投资100亿元的岳麓山实验室，整合种业领域优势高校、院所、企业，一批创新成果从这里出发，撒向田间沃野。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世界一流的种业实验室，建设种业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岳麓山实验室主任邹学校说。

　　（二）能源：保供“压舱石”地位不减，“稳定器”作用增强，“算力大坝”加快构筑

　　摊开一张中国地势图，可以看到，中部六省恰好处于我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交界处。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奠定了华夏腹地的地貌格局，也造就了煤、水等品类多样的资源赋存。

　　来自两三亿年前石炭纪的馈赠——煤炭，仍是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全国14个大型煤炭基地有5个在中部，全国7个煤炭产量超亿吨的省份中，中部地区占据三席。

　　中部地区也是水电产业重要基地，湖北、湖南水电装机规模分列全国第三、第七。其中，坐拥葛洲坝、三峡工程的湖北宜昌，水电装机容量超过2800万千瓦，大量清洁电力送往华中、华东、华南、川渝等地，受益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

　　但另一方面，伴随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中部地区能源需求也在快速增长，除山西外，其余5省已全部成为能源净调入省份。不过，与东西部地区相比，这里既不是最大的能源供应基地，也不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仍强调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定位？

　　答案的关键词离不开“中”。承东启西的中部地区，具有接近能源供应地和消费地的双向优势。

　　特别是在我国煤炭、油气、电力等能源跨区域、大尺度调运格局下，中部地区扼守着北煤南运、西气东输、海油内送以及特高压走廊等关键输送通道，肩负着保障能源资源输运和应急安全的重要使命。在我国已投运的39条特高压输电工程中，途经中部地区的多达25条。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在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中部地区在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深度融合方面也独具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靠近负荷中心，输电网络四通八达，具有较强的新能源消纳能力。近年来中部六省新能源装机快速增加，到去年底，总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占全国1/5以上。

　　由此，中部能源基地“压舱石”地位不减，“稳定器”作用增强，并在多能互补中催生更多发展机遇。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浪潮势不可挡，算力支撑引发能源需求高速增长。

　　据业内测算，电力成本约占数据中心运行成本的70%。“双碳”背景下，中部省份依托稳定可靠的能源家底、不断涌现的绿色电力，竞逐算力、大数据等数字经济，推动“瓦特”变“比特”。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中国综合算力评价白皮书（2023）》中，山西、湖北在算力评价上进入全国前十。

　　在“煤都”大同，“算力之城”初具雏形，去年其数据中心用电量仅次于张家口，位居全国第二，预计今年用电量突破40亿度。

　　在“水电之都”宜昌，去年当地拿出3000万元对数字新基建进行奖补支持，一条千亿元级的“算力三峡大坝”加快构筑。

　　广袤中部，一条条输电线路、重载铁路、输气管线、算力光纤纵横交错，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编织出一幅新型能源体系的未来图景。

　　（三）产业：新制造业高地呼之欲出

　　近年来，中部制造业频频出圈，六省各自都有叫得响的产业：湖北的光电子、湖南的工程机械、安徽的新能源汽车、江西的航空产业、河南的超硬材料、山西的能源装备。

　　在历史上，中部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湖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南洛阳、湖南株洲等地是“一五”“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然而，相比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被誉为“世界工厂”的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显眼。

　　从“不显眼”到“出圈”，偶然中有必然。

　　专家认为，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让中部制造业享受了一波“市场红利”。新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众多优势产业正好能对接上国内市场需求。

　　目前，中部已经集齐我国工业所有门类，制造业“含技量”引人注目。梳理中部各省的产业名片，不难发现一批与此相关的大国重器：湖南的工程机械刷新一项项“全球之最”，产业规模连续13年全国第一；“河南造”盾构机不断打破国际垄断，产销量连续七年世界第一；湖北是全国最大的光电子芯片研发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正在奋力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在中国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凯看来，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制造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中部地区具有战略性支点的作用。

　　当然，要发挥好支点作用，中部制造还要弥补几个短板，包括本地配套率不高、资源要素不断流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对薄弱等。

　　如何突围？

　　一是承接“转移”。

　　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深度重构，新的产业不断迭代，中部地区作为产业腹地，承接产业转移的意义更加突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云中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中部人口规模大、靠近市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有利于制造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落脚点”。他观察到，近几年，长三角、珠三角企业越来越多地在中部地区布局，中部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比如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二是“转型”升级。

　　相比于东部沿海的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底色总体偏于传统，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寻求“第二增长曲线”显得尤其紧迫。一些中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步子迈得更大，原因在于此。

　　比如，近年来，总部位于长沙的三一集团拿出100多亿元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全球重工行业仅有的两家“灯塔工厂”。正如三一集团董事长向文波所说：“在新一轮竞争中，要么翻身，要么翻船。”

　　三是科技“转化”。

　　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打通“科研—转化—产业创新”链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一连串产业顺势崛起，这被形象地称为“沿途下蛋”；山西聚焦先进制造、能源和新能源、半导体材料等打造“晋创谷”；长沙提出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背后有着同样的逻辑：在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具有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的中部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将加快转化和深度融合。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中部制造业还有巨大发展空间。

　　（四）交通：打破腹地局限构建连通中外大通道

　　今年3月，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提出，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

　　很长一段时间，外贸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沿海地区发展独领风骚。中部地处内陆，不靠海、不沿边，发展受限于“地理区位”。但形势的变化，重新定义了优势与劣势。

　　王凯说，中部地区处在我国东西南北几个主要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成为当下我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地理中心，交通枢纽和通道的新优势十分明显。

　　近年来，手机、电脑等高附加值电子产品在货物贸易中的比例大大提升，空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运输方式，中部的区位优势凸显。

　　每天凌晨的几个小时，是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最忙碌的时刻，近100架次飞机起落，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在此吞吐。今年，花湖国际机场又开通多条国际货运航线，可飞往全球20多个目的地。

　　以鄂州为原点，以1000公里为半径，飞行1.5小时的范围，可辐射全国90%的经济总量、80%的人口，货物运输能实现“一夜达全国，隔日连世界”。

　　一张由武汉都市圈辐射亚洲、欧洲、美洲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网络，正加速织密。

　　距鄂州不远还有一个航空枢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至今年8月底，其开通全货机航线51条，1.5小时航程覆盖我国2/3的主要城市和3/5的人口，跻身全球货运40强，其中国际地区货运量连续多年超过50万吨。

　　花湖、新郑两大机场，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市场的核心枢纽，将推动中部真正从内陆地区向开放前沿转变。

　　中部也在加快水路建设。中部湖泊众多、河网密布，长江、淮河穿境而过，汉江、湘江、赣江等支流发达。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均沿长江分布，拥有长江干线航道1700余公里。

　　在安徽，江淮运河去年全线贯通，结束淮河中游与长江中下游之间水运不畅的历史；在江西，赣粤运河预可行性研究全面完成，浙赣运河前期研究论证加速推进；在河南，沙颍河、淮河水运通道功能提升，周口港、淮滨港实现通江达海……

　　陆上交通的传统强项也在不断优化。

　　以郑州等城市的“米”字形高铁为代表，中部5省已实现高铁通车里程超过2000公里，山西高铁通车里程也超过1000公里。在江西，高铁覆盖80多个县（市、区），成为全国首个所有的设区市都通“时速350公里高铁”的省份；在湖北，超“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加快形成，4小时可达全国80%的重要城市；在湖南，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三湘大地“高铁成环”。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际班列越开越密，中部地区逐步成为连通境内外的物流通道。

　　当前，中部地区开通的国际班列覆盖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地。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红酒、中亚的面粉运到国内，我国的服装、家电、汽车等运到亚欧大陆各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祥说，中部有望在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可靠性上贡献更大力量，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

　　（五）人口：从劳动力重要输出地转向人才密集流入地

　　在人口学家的眼中，人口即“人手”，“口”是消费，“手”是生产。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有人才有活力与创造力。

　　在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大背景下，中部地区表现出的吸引人口“强磁力”引人瞩目。

　　从总量上看，中部地区承载着我国约1/4人口，其3.63亿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规模；2023年，全国人口数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中部地区占据四席，分别为河南、湖南、安徽、湖北。

　　从结构上看，中部地区不仅有着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如河南全省人才总量超过1410万人，高技能人才550万人；还有着密集的智力型人才，如湖北作为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拥有高校132所、在校大学生200万，科研机构3600家、研发人员35万。

　　从增量上看，2023年，我国人口净增长前两位的城市就在中部——合肥、郑州，净增数量分别为21.9万、18万。

　　安徽曾是全国典型的劳务输出省份之一。近年来，这个传统农业大省成功转型为创新型省份，成为中部地区“近悦远来”、大量吸引人口流入的代表。

　　2023年，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26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1家；合肥平均每天诞生高新技术企业5家以上，新入库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超8项，转化设立超过1家科技企业，全市全年新增就业参保大学生突破35万人，新增进站博士后949人，集聚高层次人才1.9万人……

　　“社会经济发展中，人口集聚与产业发展一直是互动耦合的关系。产业发展促进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又刺激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安徽省人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中锋说。

　　人口高质量发展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打通的“关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下，中部地区创新节奏不断加快、新兴产业加速兴起，其“用人”路径、“留人”土壤发生根本性转变。

　　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由2019年的6.1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8万亿元，规模约占全国1/5。“十四五”以来，河南食品轻纺、山西煤炭、江西有色金属、湖南冶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都在向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涌现出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长沙工程机械、武汉光电子信息、合肥智能语音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中部地区虽然高校多、企业多、机会多，但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想要吸引人、留住人，未来要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还要努力发展宜居的生活环境、高效的政策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先要留住自己的人，再吸引外面的人。”王凯说。

　　（六）科技：整体有地位局部有高峰

　　2024年6月，伴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位于合肥的科大讯飞及其背后的中国声谷，再次站到聚光灯下。科大讯飞联合中国科大、华为等研发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论及科创，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六省，之前给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印象。近年来，这里后来者居上，整体“有地位”，局部有高峰，迅猛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科教资源丰富，中部地区有700多所高校，在校生占全国的约30%；创新主体密集，有8.2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的21%；产业基础雄厚，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7.3%和17.8%。

　　“中部地区崛起”提出20年间，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加速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3》显示，中部多数省份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第二梯队，与2012年的位次相比，江西上升9位、安徽上升8位、河南上升5位、湖南上升3位、湖北上升2位。

　　放眼中部地区，六省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和趋势是，立足最有基础、最有优势、最有潜力的领域，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在中部地区，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谷”拔节生长，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由0到1”的原创性突破和“由1到N”的产业化应用：合肥“声谷”拥有2000余家企业，拥有各类专利3万多件，成功研发2000余款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软件产品；武汉“光谷”集聚42所高等院校、3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和80多万在校大学生，高新技术企业超5200家；株洲“动力谷”拥有产业链企业400多家，主持及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00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比重超过80%……

　　在“创新谷”的催化带动下，中部地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传统产业在先立后破中焕发蓬勃生机。

　　但也要看到，中部六省创新资源分布尚不均匀。

　　在科研院校上，“双一流”高校建设中，湖北7所高校和32个学科入选，学科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江苏；而江西仅有1所“双一流”高校。在经营主体上，截至2023年，湖北高新技术企业已达2.5万家，安徽近2万家，湖南约1.6万家，河南突破1.2万家，江西6000余家，山西仅4000余家。同处中部区域，梯队差距较大。

　　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认为，践行“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念，中部区域既有产业基础，也有创新动力，还有政策机遇。未来，中部六省不仅要在研发经费、科研平台等“硬保障”上持续发力，而且要在科研体制、人才培养等“软环境”上积极作为，“管理”思维加快向“服务”意识转变，以一流科研机制、一流创新文化，推动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七）对外开放：从“后卫”变“先锋”

　　如果要问，现在我国哪个地方站上了对非经贸合作舞台“C”位？多数人想不到，答案是中部的湖南。

　　喝一杯埃塞俄比亚咖啡、尝一口卢旺达辣椒、观一眼五彩斑斓的赞比亚宝石……如果没去过非洲，又很向往非洲的风土人情，不妨就去长沙高桥大市场体验“非洲一日游”。

　　虽然湖南并不是我国对非贸易中体量最大的省份，却是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今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在湖南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

　　再看河南，许昌、郑州等城市的“带货”能力同样不容小觑。全球每10顶假发就有6顶来自许昌，跨境电商平台上每2秒钟就有一顶许昌发制品交易；北欧的三文鱼、南美的车厘子、意大利最新款时装，入境新郑国际机场以后，12小时内就能分拨到全国各地，河南跨境电商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知不觉间，中部六省逐渐从对外开放“后卫”成为“先锋”。

　　中部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从20年前的约3%上升为去年的8%左右。近10年，中部地区年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更是达到12.7%。这条上扬的增长线，见证了中部的拼劲。

　　跳出中部看中部，近5年，中部地区在开放合作中打开发展格局。

　　2023年中国出口贸易十强省份中，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位列其中。在巴西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安徽奇瑞汽车的标志；山西嘉世达机器人，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着眼“全球市场”，参与“全球竞争”，成为越来越多中部企业的主动选择。

　　过去20年，中部六省在内陆开放方面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而实现新一轮更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则是“制度型开放”，其中自贸试验区便是理想的试验场。

　　作为全国唯一以发展文化产业为主要功能定位的自贸片区，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设立了中部地区首个艺术品保税仓——河南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保税仓，艺术品进入仓内保税，在仓内展示和交易，只要商品不出仓、不出关，即使多次交易也不用缴税。

　　开封片区文化“出海”正呈现出形式更多元、渠道更开放的态势，近3年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12亿元。

　　“积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中部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度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原发展创新研究院院长喻新安说。

　　（八）文化：深厚传统与人间烟火滋养发展活力

　　“洛阳好像有1亿人！”社交平台关于洛阳的各种视频，总有这句戏谑的话。

　　洛阳文旅，近年确实出彩。2023年洛阳接待的旅游人数达1.35亿人次，今年春节假期超过1000万人次，五一假期683.87万人次。通过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等新理念，大量游客“来一次洛阳，穿一袭汉服，逛一座古都”，这座有数千年建城史的古城成为体验中国文化的头部城市。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文旅名城的发展陷入瓶颈期，历史遗存缺乏对年轻游客的吸引力。

　　“互联网时代，文旅产业消费人群、游玩方式、营销方式都发生变化，传统古城那种吃吃逛逛走一遍的同质化模式已走到尽头。”洛阳老城区委书记赵书政说，围绕市场变化谋求突破，老城区的文旅发展思路从“资源为王”向“创意为王”转变，景区建设从“观赏游览”向“沉浸体验”转变，营销方式向线上传播与线下体验相结合转变。

　　洛阳所在的中部地区，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2004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选定六大古文化遗址，五处在河南，一处在山西，其中位于古河洛地区、距今3800-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被考古学界称为“最早的中国”。中部同样有厚重的革命历史，坐拥井冈山、大别山、太行山等红色热土，革命遗存众多，凝聚力强。

　　有学者指出，文化不是僵化的，它一直在生长，每一代人都是文化的创新者。

　　“中部地区文化厚重多样，各具特色。从文化积淀角度看，文化的多元和丰富会和消费经济结合，能创造大量新的消费场景，激活中部的发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部分院院长罗彦说。

　　谈到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罗彦说，湖北文化一个特征就是兼收并蓄、包容融合，比如湖北菜就融合了北方菜和南方菜的特点。

　　在“网红”城市长沙，无论千年老街的市井生活，还是丰富多样的夜经济，都是湖湘文化在当代的载体，为这座城市注入浓郁的烟火气与松弛感，不仅外地游客来打卡消费，也吸引大量年轻人在此定居创业就业。

　　文化的厚度和活力成为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在众多科创型中小企业汇聚的洛阳大学科技园，记者采访一些企业创始人落地于此的原因，除了人才、资金、市场等因素外，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早起喝一碗豆腐汤，夕阳下在大遗址公园漫步，参加一场汉服音乐会”，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底蕴令人向往。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表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部，这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原生的、持久的力量。

　　（九）生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中部六省生态禀赋各异。

　　这里既有我国“最绿”省份之一的江西，也有全国荒漠化监测与防治重点地区之一的山西；既是“含水量”最多的地区，分布着我国第一和第二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同时也有着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

　　从生态版图上看，中部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洪水调蓄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持功能区；但从产业版图上看，中部是有色、煤炭、化工等传统产业集聚区，和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一度烟囱林立，工业废水污染危及长江、黄河。在某种意义来说，中部地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矛盾比东部、西部都要突出。

　　中部地区面临一个共同的发展难题：如何平衡好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新时代以来，各省因地制宜探索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发展之路，坚决拒绝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江西、湖南正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资源及其强大的“固碳”能力，通过林业碳汇、流域生态补偿等机制，让“青山”成“金山”。

　　在森林覆盖率高达88.3%的江西崇义县，4年前，当地1吨好空气预估每吨值35元左右，如今，每吨能“卖”出50元的价钱。林业专家估计，未来全县每年“卖空气”就能获得经济收入2700万元。山与森林，成为当地百姓的“幸福不动产”。

　　而在缺水和森林覆盖率相对较低的山西、河南等地，造林绿化工作仍在持续加力。

　　山西省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造林绿化工作有效提升森林面积和质量的意见》，旨在重塑山西森林茂密的生态面貌，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4.90%；河南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实施山区生态林、平原防洪固沙林、农田防护林、廊道绿化、乡村绿化美化等工程。

　　同时，中部地区积极发展新型工业化，并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

　　一块退役的动力电池去哪儿了？在格林美集团负责人看来，退役的动力电池富含多种稀贵金属，经过回收、拆解、再制造等多道步骤，能变成锂电池材料重新“上岗”。

　　格林美的循环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已在包括中部建立了16个以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退役动力电池为主体的绿色回收与废物循环处理基地。2023年，公司回收处理的电子废弃物、退役废旧动力电池均占全国报废总量的10%。

　　不仅是格林美，新型工业化在中部地区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江西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等绿色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55.1%、18.2%；湖南省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63.5%、42.6%和24.2%；湖北省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液晶显示屏、电子计算机整机产量分别增长98.6%、55.2%、30.0%、15.8%；山西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比增长15.9%……

　　如何把绿水青山保护得更好？如何让绿色发展的潜力转化为红利……在中部，绿色发展的新故事每天都在更新。

　　（十）城市：两大城市群有望成为“双火车头”

　　与京津冀以北京为中心、长三角依托上海为龙头的发展模式不同，中部地区长期以来没有公认的“火车头”城市，六省多座城市呈现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态势。

　　今年1月数据显示，去年武汉GDP达20011.65亿元，成为中部地区首座GDP进入两万亿元的城市，在全国城市GDP中位列第九，相当于葡萄牙、新西兰的经济体量。

　　地处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武汉自古便是“九省通衢”。近代，“大武汉”是与“大上海”齐名的经济文化都会。今天的武汉，科教、枢纽、产业等优势明显，在校大学生约130万人，央企总部数量全国第四，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1.45万家……

　　中部六省南北跨度大，纵向串联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中部城市虽在地理上同属中部，区位上却分属不同城市群。

　　2016年，武汉、郑州同时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近年，长沙、郑州、合肥等3个省会城市GDP先后超过1万亿，南昌、太原、襄阳、宜昌、洛阳等GDP也在5000亿元以上。这些城市在自身提升能级的同时，也带动区域内都市圈进一步发展。

　　长沙的“网红城市”标签深入人心，去年长沙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99%、51.21%，夜经济、新消费尤为突出。

　　郑州以工业强市，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2.8%、12%，形成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食品、铝及铝精深加工等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合肥通过政府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以投资为手段引导产业发展的“合肥模式”备受关注，还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全力融进去，努力在一体化和高质量方面展现更大作为。

　　在王凯看来，如果按照过去一般性产业经济的标准衡量中部地区城市，它们的优势都不明显。“但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多元化的格局。如果我们用产业、消费、文化、生态等多元化视角观察这些城市的发展，我觉得未来5年至10年会有很大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国家发改委已批复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等三个国家级都市圈发展规划。

　　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例，长沙、株洲、湘潭三地，立足“圈协同”“圈流动”“圈共享”，对内互济、对外抱团，不断做大经济规模，增强民生福祉。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2万亿元。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提出“大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有望成为中部地区发展的“双火车头”。

　　中原城市群位于北方枢纽位置，长江中游城市群则是南方枢纽。

　　城市之间的良性竞争十分必要，但对于中部地区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郑州都市圈等多个层级，如何协同形成合力，是中部城市发展绕不开的必答题。

　　城市发展不仅在于城区的发展，乡村发展同样重要。“乡村是粮食的生产地，是重要的文旅空间，是中部地区约三成人口的所在地。激发农业新业态，带动乡村振兴，是中部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表示。

　　专家指出，新型农业通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国资、农业民企等经营主体，整合资源要素、空间要素、生态要素，形成具有更大规模、更高集约化程度和较高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经营组织及新兴的农业业态，实现乡村经济的增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部地区是国之“脊梁”，“脊梁”硬了，中国这个巨人才能走得正、走得稳，昂首阔步新征程更有信心和底气。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熊争艳 张兴军 刘怀丕 梁晓飞 白田田 余贤红 赖星 韩朝阳 马姝瑞 王自宸 王劲玉）